2月17日，猴年大年初十。

    从大年初七就开始在重庆多个人才市场转悠的李少林，越来越感到茫然无措。“现在30多岁岁的人都找不到好工作，我都43岁了，这个年龄很难找了。”

      李少林求职理想工作是工厂管理等类的管理岗位，他的期望缘于他曾经的辉煌：2006年，李少林就从四川达州踏足东莞打工，多年打拼之后，他在2013年成了一家数千人手机代工厂的车间主任，“那时候我管300多人，每月工资条上的收入就有11000元。”

2015年9月，眼看着就能在沿海买房立足的李少林遭遇当头一棒：他所在的手机代工厂一夜间倒闭，欠薪三个月的老板潜逃，失业的李少林被迫到其他代工厂找工作，但此时的东莞已不是当初的东莞了，在代工厂倒闭潮、机器换人等的冲击下，东莞代工厂再未能给他提供一个管理职位，几经辗转努力无果三个多月后，满身疲惫的李少林无奈回到达州老家，打算春节后到重庆试试运气。

这是李少林的无奈，也是整个东莞，甚至整个中国制造业的无奈。作为世界闻名的“世界工厂”，东莞这座以制造业闻名、人均GDP达中等发到国家水平的城市，2015年以来收到的更多是“衰落”、“危机”、“倒闭”、“失业”等负面评价。

“这种评价，我认为是片面而不客观的。过去几十年来，东莞一直走在中国产业转型最前沿，被视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缩影，尽管面临着全球需求疲软、经济减速、产能严重过剩等压力，但东莞制造业的转型已初露曙光，机器换人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网应用等技术面和制度面的革新，也许正是催生技术革命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期。”1月下旬，东莞当地一位官员对记者如此表示，“蓝领工人失业和代工厂的倒闭，是无奈的转型阵痛。”

传统类代工厂时代的结束

  东莞，这座城市的荣耀和衰败，或许一个镜头就能诠释这一切。

 2月16日，猴年大年初九。走在东莞南横路一带的中堂工业区，工业区两旁尽是空荡荡的马路，一些在大门口春节前摆放的年桔和年花大多已凋零，更多厂区则是大门紧闭，贴着“厂房急租”等广告。

“在往年，大年初五一过，这里就是热火朝天、人潮如流景象，各家工厂都已开工，外来打工者也一批批涌入，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昔日繁盛景象。”一家厂房留守的保安说，据他所知，周围很多工厂今年即便开工，也不会招多少人了。

而根据记者走访的东莞常平镇木伦工业区、大朗镇大井头工业区，寮步镇万荣工业区等工业区情况来看，各大工业区情况都差不多——与往年节后繁盛热闹相比，猴年开始的东莞各大工业区明显冷清许多，工业园区中“厂房招租”的广告随处可见，听不到往日“吱吱”机器运转声音，厂区里鲜有人影，大多只有值班保安员在岗位。

“今年生意很难说，不如多抽点时间陪陪家人。”在湖南平江县，往年初三就回到东莞的老板喻树立打算一直在老家呆到大年十五。2010年，喻树立与当地几个朋友合伙到东莞开了一个毛绒玩具出口厂，很快他就开着奔驰S级回家，在深圳买了房，还在当地平江县买了一长溜门面，成为当地人心中的“成功人士”。

喻树立的公司主要服务于日本、台湾和香港的几个大客户，但从2014年开始，这些大客户就开始陆续流失，在2015年下半年就只剩一两个大客户了，工厂工人也从上百人锐减到十多人，剩余客户对价格一压再压，又要面临人工、厂租、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断上涨。“没有任何利润了，就是不想让自己的事业就这样完蛋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”

 但喻树立是幸运的，至少他的工厂还在坚持。他所在的平江县嘉义镇，2011年之前，有80多人抱团到东莞、佛山、珠海一带开办各种工厂，但到了2015年底，这个数字锐减到了十多人，其余人都在泡沫破灭后失败了。

 这只是以东莞为首的珠三角“倒闭潮”缩影而已。在东莞，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是，近一年以来，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，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，媒体称之为东莞第二轮“倒闭潮”。

其中，最轰动的，是手机代工厂东莞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选择自杀，诺基亚东莞工厂、联胜电子以及锤子T2代工厂之一的深圳中天信破产等案例。每一个案例背后，都是数千甚至上万名普通工人失业欠薪的悲惨遭遇。

活下来的，日子同样不好过。作为“手机代工”圣地，惠伦晶体、正业科技、生益科技、勤上光电、劲胜精密等5家上市公司齐聚东莞。5家公司遍布电子制造产业上下游，生产晶体原件、PCB印制电路板、覆铜板、LED和精密结构件，主要服务对象有三星、OPPO、魅族、中兴等。与其他代工厂情况相似，上述5家公司无一例外在2015上半年出现业绩下滑，坐拥三星大客户的劲胜精密甚至净亏损1.69亿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814.71%。

“十年前，攒几台模具机就能开工厂，就能获取大批订单。但现在，手机屏幕的利润越来越低，恶性竞争导致厂家纷纷压价销售，最终资金链断裂，厂房不得不关闭。”2016年1月倒闭的一家手机屏幕厂负责人，面对媒体颇有些悲凉地阐述：“没有品牌、没有技术，自身运营、管理水平又没有得到改善，属于我们这种传统代工类工厂的时代结束了。”

世界工厂优势丧失甚至被超越

除了关停，将工厂外迁也是当下东莞代工厂一大趋势。

    喻树立的老乡，35岁的陈劲松，正计划将自己的LED灯带工厂转移到湖南平江县内。“世界工厂没有什么优势能吸引我了，就算我留下，还去哪里找工人？”

2009年，只有初中文化的陈劲松来到广东打工，颇有经济头脑的他后来到东莞成立了一家自己的LED灯带工厂，由于没有核心技术，他需要从外面采购回来灯带芯片、塑料包装等原材料，在雇人焊接组装常用的LED灯带。

因为没有技术含量，像陈劲松这样的LED组装厂，在珠海、深圳、东莞、佛山一带有数百家，最初，一米灯带可以赚10多元，但现在只能赚几分钱。“但是深圳、东莞一个工人工资最低不能少于3000元，但是在当地，1500元就能招聘到一名工人。”陈劲松说，平江当地有大量闲置的农村妇女，这些都可以用廉价的价格雇佣到。

此外，在政策方面，各地政策也越来越优惠，“租金便宜，免水电，距离深圳、杭州又不远，为啥一定要留在深圳、东莞等死？”陈劲松说，在他的朋友圈中，所有老板都在煎熬，有的倒闭，有的搬迁，有的像无头苍蝇转型，有的还留守在东莞生死边缘之中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在劳动力成本增加、原材料土地价格上涨、内地交通便利等因素影响下，“世界工厂”优势迅速丧失甚至被超越，已成为东莞深圳逃不开的烦恼。当然，外迁的选择不仅是内地，也可能是东南亚甚至非洲，一家手机代工厂负责人就表示，他发现非洲很多地方和三十多年前的东莞很相似，低廉的人力成本、低下的政策门槛十分适合野蛮生长。

相关数据显示，东莞1万多家外资企业，每年都有从事低端代工生产的外资企业关停或搬迁。关停或外迁企业大多是当年从台湾、香港等地转来的，以服装、纺织、鞋帽、家具等传统加工贸易为主，也有部分电子代加工企业。

比如，位于桥头镇的东莞伟创力电源公司，一直为微软公司生产平板等设备，规模一度达到七八千人。但由于平板市场近年来不景气，业务单一的伟创力不断收缩规模，最终被迫将公司搬离桥头。

机器换人与“腾笼换鸟”

实际上，就连2015年的东莞政府工作报告也称，其他城市数倍于东莞的土地资源优势，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和自贸区的“磁吸效应”等，都将是东莞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好消息是，弥漫在“世界工厂”空气中的，并非都是悲观气息。2015年下半年以来，东莞市长袁宝成无数次对媒体表示，一些企业的倒闭，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，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。

他列举一些数字以此证明：2015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8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迈入了“6000亿元俱乐部”，智能手机、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、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。他说，“东莞堵车，全球缺货”，今天同样并非只是一句玩笑。

 官媒也不愿让“世界工厂”招牌就此摘下。从1月6日开始，到2月16日截至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经济日报、央视等国家级主流媒体，以“焦点访谈”、头版头条、人物专访等多种形式，对东莞进行了连续二十多次的高密度报道。对一地经济报道之密集，官媒数量之多，实属少见。

“东莞制造的确现在进入衰落的周期，但也正是产业升级的时刻，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相似的。”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广东（东莞）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龚佳勇表示，在这些企业关停的背后，一场技术革命和制造业革新也正在进行。

“机器换人”是东莞政府、官媒和专家提得最多的方式。

 2015年初，东莞高调提出“机器换人”计划，掀起制造业智能化改造的热潮，连续三年、每年安排2亿元对企业进行资助。根据东莞经信局的数据，目前东莞已有六成工业企业进行了“机器换人”，总投资超过62亿元，减少用工约4万人；2015年1月－11月，东莞全市工业技改完成投资额204.4亿元，同比增长114.5％。

所谓“机器换人”，主要是带动智能化改造，推动数控一代机械产品运用。

在东莞石碣镇，2010年投资10亿元成立,定位为手机提供HDI电路板高端产品的东莞市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“机器换人”的急先锋。最近三年，五株投入了十几亿元引进最新设备，替换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。

在五株公司内部车间墙上，贴着“机器换人”的前后对比表，改造前产量7200支/天，改造后11.7万支/天；合格率改造前90.2％、改造后98.5％，提升了8.3％。根据该公司的规划，将来要搞类似丰田汽车那样的组装车间，机器自动作业，几乎无人操作。

因此，尝到甜头的东莞政府，将“机器换人”视为制造业转型的最重要手段。1月26日，东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称，到2018年年底，全市八成工业企业要实现“机器换人”，到2020年将达到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超过120台。

除了机器换人，“腾笼换鸟”是东莞市政府的另一举措。所谓“腾笼换鸟”，是把现有传统制造业从目前产业基地“转移出去”，再把“先进生产力”转移进来，以达到经济转型、产业升级目的。

 诺基亚东莞工厂的前世今生是其中一个很好样本。1995年诺基亚东莞工厂建成后，曾是南城最耀眼的明星企业，到2013年被微软收购时，工厂累计生产10亿部手机，工人最多时近万人。2014年，随着微软裁员，诺基亚厂区遭到解散。去年3月，聚大电商产业园接手诺基亚工厂生活区，着手将原来的宿舍大楼改造为电商办公楼。改造后的产业园出租面积达2万平方米左右，目前有70多家电商入驻，包括神州租车、美誉标识等企业。

不缺大学生，不缺螺丝钉.......

“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，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，以及无数的家庭作坊，不可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。”有学者这样分析说，东莞这些企业多数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，自主品牌并不多，这些代工或者贴牌工厂，将成为东莞转型中的“牺牲品”。

     这意味着，以东莞为首的中国制造，转型升级后的最终结局将会是：有品牌、有市场，或者有资本实力上规模的企业在“机器换人”等技术推动下，将活得不错。而没有品牌、市场、资金的中小企业，要么期望被大企业兼并收购，要么转型、搬迁或者倒闭——但是根据记者调查，东莞目前不少代工厂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，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转型升级、搬迁的能力。

在东莞政府看来，“机器换人”不是“换人”，也不是“减人”，而是通过机械化、自动化，来降低成本、提高技术含量，并最终提高企业的利润。

而机器人占领工厂，也让东莞制造业的人才结构开始嬗变——低技能、高危险的一线普工岗位需求降低，机械调试、维护和控制的技术性人才走俏。

 东莞当地一家代工厂负责人说，现在的东莞，不缺螺丝钉一样的蓝领工人，也不缺少大学生，缺少的是高技能技工。“大学生不能用，必须进行技能培训。社会上招聘大多数是农民工，只适合流水线工种。高技能工人工资可以开到很高，却找不到。”

略有些悲凉的是，对上百万蓝领工人来说，在机器换人加速、代工厂或外迁或倒闭、家庭作坊不会招太多人等情况下，东莞将不再是欢迎他们的东莞。

 15年前，从贵州一小山村来到东莞的韩爱琴，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活，那年她才18岁。过去15年中，她将所有青春都奉献给了东莞，在皮具厂、毛衣厂、鞋厂、玩具厂、食品厂都干过，“都是东莞最初发展所依赖的人力制造行业。”

2012年，韩爱琴进了一家在全国都有名气的电器代工厂，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，机械地进行着一些每天重复千百遍的工作。她的每月收入算上加班，能拿到近4000元——基本上就是东莞现在当地普通员工的收入标准。

 她原本以为，曾经的青春少女，如今人到中年，她的命运就注定是一颗螺丝钉了——遗憾的是，在猴年春节到来之前，这家电器代工厂引入机器人之后，这颗螺丝钉因此失业了。

更加遗憾的是，她过去15年中在生产线上积累的经验，似乎变得越来越没用处。在失业后，她托以前皮具厂的姐妹们介绍普通一线流水线操作工作，得到的答复是“年龄太大”，这让她倍感受伤。

对李少林而言，这种的转型阵痛同样来得有些沉重。他在达州老家的妻子没有工作，两个孩子一个大学一个高中，一家所有开销都要指望他一人。所以他必须找到工作，他要拼命。不过，在重庆多个人才市场晃悠几天后，他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职位，不知未来人生何去何从。

只是，越来越美的东莞，技术升级越来越先进的东莞，和他们已经越来越远。而年少离开的家乡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同样也越来越陌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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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据人社部统计，中国技工劳动者1.5亿，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％，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％；高级技能人才3762.4万人，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.2％，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％。不过，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在东莞调研后表示，2亿多农民工不能一下子成为科技知识分子，中国制造业产业大军的主力军仍是农民工，因此，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要有的，转型还不能操之过急。

数据

1、目前，东莞汇聚了华为、OPPO、金立等知名智能手机品牌，2015年智能手机出货量2.6亿部，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7%。

2、目前世界上使用机器人的平均水平是每万名工人使用机器人60台，韩国则达到每万名工人使用机器人400多台，“中国目前的水平是30—40台，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”。

3、在江苏昆山，富士康工厂自2010年以来大量投入自动化智能生产线。有统计显示，在2013年至2015年间，其工人数量减少近一半；在广州、武汉的美的工厂，美的家用空调用工人数已经从2011年的5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2.8万人，未来将只保留三成工人。